作者｜安德里亚·埃利奥特（Andrea Elliott）
《纽约时报》调查记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在该校教授非虚构写作。埃利奥特于2007年（新闻专题报道类）和2022年（非虚构图书）两获普利策奖，是迄今唯一一位既获得过普利策新闻报道奖，又获得过普利策图书奖的女性。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我通往达萨尼之路始于离布鲁克林几百英里的华盛顿特区，在我儿时家中的书架上。那是2012年1月，我带着我的两个女儿——4个月的克拉拉和3岁的阿瓦——从纽约回娘家。一天晚上，我到书架上去找书看。
我的高中年刊之间塞着一本精装书，是阿历克斯·克罗威兹（Alex Kotlowitz）1991年的经典著作《这里没有孩子》（There Are No Children Here）。书中讲述了在芝加哥一处公共住房区长大的里弗斯（Rivers）家两兄弟法罗（Pharoah）和拉法耶特（Lafeyette）的故事。从我翻开这本书至今，已经过去20年了。那处公房区也拆除了，美国进入了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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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安德里亚·埃利奥特著
林华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3年4月
但对法罗这样的孩子来说，到底发生了多少真正的变化？
在我重读克罗威兹这本著作时，我的脑海中反复浮现出这个问题。在互联网上随便一搜，结果确认了我的直觉：每5名美国孩子里就有1人生活在贫困中，和20年前克罗威兹出版《这里没有孩子》时的贫困率一样。事实上，美国2012年的儿童贫困率仅次于罗马尼亚，在富裕国家中居首位。
我2007年开始在《纽约时报》调查部工作，主管编辑是克里斯蒂娜·凯（Christine Kay）和马特·珀迪（Matt Purdy）。我提出最终形成这本书的报道建议时，美国正处于一场觉醒之中。不久前，在大衰退的阴影下，抗议者发起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茶党”运动也是在那个时期兴起的。我们正进入一个民粹情绪高涨的时代，此刻报道贫困恰逢其时。
报道贫困问题一向都困难重重。记者面对着政党政治的噪声——关于“自力更生”和美国政府规模的激烈辩论。我的编辑克里斯蒂娜出身于匹兹堡的一个工人家庭，在《纽约时报》一步步升到了现在的位置。她觉得克服读者先入为主的观念最是困难，例如认为穷人缺乏“个人责任感”。
“我只写孩子怎么样？”我提议。
毕竟，孩子是局外人——他们的存在和贫困都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说美国的贫穷儿童（2012年人数为1600万）应该为他们自己的福祉负责，或者说他们穷是他们自己的错误选择所致。孩子们挣扎在美国政治的边缘，他们没有投票权，他们的声音很少被听到。
达萨尼第一次和我谈到自己是“隐形人”时才11岁。她把感觉别人看不见自己这样一件痛苦的事想象成对自己有利的事，想象自己有“超级能力”。
达萨尼讲的不仅是她个人的经历。她也是在描述一种公共关系：她自己与她生活的城市的关系，无家可归者与有房住的人的关系，黑人劣势与白人特权的关系。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两个世界——两种人——的相遇塑造了达萨尼的童年。
我属于哪一类人从来没有疑问。人们也许会纳闷我是如何获得达萨尼一家的“信任”的。其实信任一词无法充分反映记者与消息来源者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信任至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进程，有起有落，全看当天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生我养我的女人教给我的经验之谈。我母亲是智利移民，曾在华盛顿特区一家为拉美裔提供免费服务的诊所做过多年的精神健康主管。她有一项出色的天赋：倾听。
她的有些病人得了艾滋病，命不久矣。有的病人是从萨尔瓦多内战中逃出来的难民。他们身上带着酷刑留下的伤疤。我来自智利的几个舅舅很幸运逃脱了这样的命运，他们逃离了智利，定居在了美国。
讲故事是我们这些流亡在外的人的生命线，故事一定要有人听。我最早的记忆包括我母亲在夜深时弹着吉他唱比奥莱塔·帕拉（Violeta Parra）的《感谢生活》（Gracias a la vida）。
感谢你，生活，给了我如此之多
你给了我听力，带给我巨大的力量
在我对达萨尼的一次早期采访中，她指指她母亲香奈儿说：“她老是说我话太多！她说等我长大了，我就知道我为什么话太多了，因为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
香奈儿纠正她：“你不知道为什么话多不好，因为最好的老师都是听别人说。”
我却想说：“达萨尼，请说下去。”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寻找像达萨尼这样的孩子——一个能把自己在贫穷中长大的经历形诸言辞的女孩。起初我撒了很大一张网，去了很多地方，如新泽西州的卡姆登（Camden）、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Scranton）和密歇根州的范布伦县（Van Buren County）。专家们鼓励我找一个“有代表性”的孩子，其家庭能反映人口趋势——最好是单身母亲带着（不同生父的）两个孩子，做着低薪的半职工作。
如果按照这些要求去找，我怎么也不会找到达萨尼。达萨尼的父母是结了婚的，长期没有工作，养着许多孩子。可是当我来到奥本收容所时，我最关心的不是找一个符合人口趋势的人。我最想找到一个能给这个故事注入活力的孩子。2012年10月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她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
达萨尼精力旺盛。她早熟、大胆、喜欢冒险。11岁的她已经能够以深刻感人的方式清楚地表达感情。她是对自己生活的敏锐观察者——连成人都很少能做到这一点。这些特质不仅难得，而且对任何记者的工作来说都非常重要。
在我报道的人中，大多数人都从未与记者谈过话。我们做记者的有责任解释我们是干什么的。可以这样描述我们的工作：我们去不熟悉的地方。我们花许多时间和把我们视作外人的人待在一起。我们观察，我们倾听，我们试图理解。
“理解”（understand）一词来自古英语understandan，字面意思是“站在之中”。理解并不意味着达到某种终极真理。我认为，理解意味着我们接触到新的、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因而受到刺激，感到渺小，经历觉醒，甚至发生改变。我和达萨尼处了8年。如果这期间我做了什么的话，那就是站在了她的生活之中。
2012年我们刚认识的头几周，我向达萨尼一家解释了我与他们相处的准则：我在为《纽约时报》写报道，除非有人告诉我有些事是“隐私”，否则我看到什么都会写在文章里，会让很多人看到。我会把他们的话录音以确保准确无误。报纸上最后刊出的文章不应令任何涉及其中的人感到惊讶，因为我在报道刊出前会核实每一个事实，给相关的人留出回应时间。我和《纽约时报》都不会因为报道他们家的故事而付给他们钱。我给了香奈儿一叠我发表的作品，请她给我写过的任何人打电话查问我是否公正。
达萨尼从一开始就非常积极，我甚至猜想：她这样做是不是为了取悦她母亲？她以后会不会后悔？孩子不像成人那样拥有做出明智决定的智慧和能力，那么我对一个孩子负有何种道德义务？
如果我看到了某件事情，令我想跳出记者的角色范围出手干预，我该怎么办？
奥本收容所不准外人进入，所以我和达萨尼的家人很多时间都是在街上——听音乐，在公园里坐着，在杂货店旁边待着。香奈儿主动向别人解释我为什么和他们在一起。我不反对她把我称为“朋友”，但我鼓励她把我在写报道的事告诉任何她信任的人。
我和达萨尼一家建立关系没有清楚的路线图。反正在《纽约时报》的记者手册里找不到，手册里只规定了专题报道的传统准则。在题为“与消息来源的个人关系”的小节中有这么一条老古董：“例如，一个市政厅记者如果每周和一位市议员打高尔夫球，就可能造成一种过从甚密的印象……”
按报社规定，我可以在餐馆给达萨尼的家人买饭。天气转冷后，我们也时常去餐馆见面。他们一家用《纽约时报》提供的摄像机每天拍下视频日记，描述每一天的“高点”和“低点”（我自己的家人在晚餐桌上也这样做，只不过没有摄像机）。我也让香奈儿和无上记录下他们房间的状况。当地的一个非营利组织格林堡SNAP以信息自由的理由帮我提出了查阅市记录的要求。
和我一起工作的是《纽约时报》的资深摄影师露丝·弗雷姆森。为了不引起市机构的注意，我们在达萨尼的学校麦金尼度过了大量时间，而这需要校长保拉·霍姆斯的同意。霍姆斯小姐起初有些犹豫，但她相信新闻报道的力量，所以允许我们一年内自由出入麦金尼。
最终，露丝和我通过防火梯偷偷进入了奥本收容所，但却触响了警报。我们悄悄溜过4个保安的监视，终于到达了达萨尼家的房间。我事先通知了法律援助协会。他们同意，万一达萨尼一家因为违反收容所的规定而被驱逐，他们会代表达萨尼一家打官司。
所幸没人发现我们。
《纽约时报》于2013年12月刊登了我一共分为5部分的系列报道。不过很显然，我仅仅触及了达萨尼故事的表层。在我接下来撰写本书的7年里，是达萨尼及其家人勇敢而坚定的决心支持了我。我们的关系几经转折，有时紧密，有时疏远。我能够依赖的是我对达萨尼一家的尊重，和他们对我的尊重。
他们从未问过我的职业准则，但我可以想象从他们的角度听到这些准则后的感受：我有住处，他们无家可归。我有食物，他们经常挨饿。而我的工作是写他们，写他们的贫困。
许多记者都面对过类似的难题。我发现学者倒是看得比较清楚，他们仔细思考过自己工作的伦理问题。这方面的终极范例是米切尔·邓奈尔（Mitchell Duneier）的《人行道王国》（Sidewalk）里长达25页的“方法说明”。这本书是里程碑式的民族志，记叙了纽约曼哈顿格林威治村的街头小贩。
我的导师之一是已故的李·安·富基（Lee Ann Fujii）。这位民族志研究者研究了波斯尼亚和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受害者。我俩在多次交谈中比较了我们各自与信息来源者的关系。用李·安的话说，这种关系涉及一种“权力不对称”。对于这种权力失衡，没有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
李·安在2012年写道：“我们必须时时提醒自己，我们作为研究者进入另一个人的世界是特权，不是权利。在伦理的两难之中挣扎是我们为享受这种特权而付出的代价。”
我的一个应对办法是建立一个慈善基金，帮助达萨尼一家和像他们一样处境的人。本书写完之后我才把此事告诉他们。我将把本书收益的一部分捐给这个基金会。我的存在对达萨尼的生活有何影响？毫无疑问，登上《纽约时报》头版对任何一个纽约人来说都有重大影响，尤其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穷孩子。
同样，不管登上《纽约时报》能起到多大作用，都敌不过达萨尼生活中贫困的力量。如果说有什么给我的编辑和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那就是情况实际上基本没有改变。
在纽约街头跟踪达萨尼的生活时，我会尽力淡入背景之中。可以说，任何记者都难逃注意，特别是一个在黑人为主的社区中活动的白人。
香奈儿注意到了两种模式。其中一种是，我的种族在街头可以成为一道壁垒，令人感到踌躇或对我的动机产生怀疑。（我在迈阿密报道拉美裔移民时情况正好相反，那些移民把我和他们共同的文化视为一个标志，说明我是可以信任的人。）
香奈儿注意到的第二种模式是，在家事法院或福利办事处这类地方，白人工作者看到我的肤色，会优待香奈儿一家，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一个大人物（我）在旁边看着。我相信有过这种情形，不过我总的观察印象是，香奈儿一家在纽约市相关机构里无力无助、无人理睬。
《纽约时报》的系列报道在达萨尼被赫尔希学校录取的事上有没有起作用？赫尔希学校也许觉得录取达萨尼能让学校在媒体上露脸，但我花了好几个星期才说服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同意让我进入学校。他们从不准许记者在学校长时间逗留，那样带来的风险比收益大得多。
在我看来，以道德伦理的名义拒绝对穷人伸出援手是享受特权的人的姿态。我多次看到香奈儿把身上最后1美元送给另一个无家可归者。经济下行时期，最有慈善精神的经常是最贫穷的美国人。
开始写作本书后，我偶尔会给达萨尼家一点帮助，给他们买食物或给现金让他们买尿布等物品。我带着蛋糕和礼物去庆祝他们家中成员的生日，正如他们为我庆祝生日。
手机是报道的必要工具，所以《纽约时报》给达萨尼一家提供了手机——这个安排后来由我本人出资。我有时开车带香奈儿或无上去赴约，他们的这类活动经常正好是我报道的内容。他们无家可归的时候，我有几次出钱让他们在廉价旅店里栖身。我固然帮了他们几次，但更多时候，我没有帮忙。
那么，达萨尼一家为什么容许我和他们待了8年呢？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他们想让自己的故事得到报道。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了解了我的工作。达萨尼看到，我问过她的那些问题都反映在了《纽约时报》的报道中。
也许一个更简单的解释是我总是出现。在他们一家的经验里，大部分人都正好相反。直至今日，香奈儿挂电话时都说不出“再见”二字（她选择说“和平”）。几乎没有什么能比一个总是出现的人更重要了。
穷就要受监视。关于达萨尼这种家庭，政府机构的记录汗牛充栋，相关文件装满了堆在我办公室的十几个纸箱。
我花了好几年才找齐这些记录，因为每一批记录都会引出一个新的秘密。我与达萨尼一家相处也是一样。每当我以为我的报道工作可以结束了的时候，又会发生别的事情，揭露出新的一层。
这一系列的揭秘构成了本书的内容。达萨尼开始时是收容所系统中一个无家可归的女孩，最后成了儿童保护系统中的寄养儿童。每个系统都有不同的标签，对应不同的困境。但在跟着达萨尼的路往前走的过程中，我看到了这些系统如何相互作用，相互重叠，也认识到“无家可归”和“寄养儿童”这些标签更像是同义词，而非含义不同。
出生在穷人家中的同一批孩子在这些系统中循环往复，无法突围。达萨尼的“贫困”仅仅是理解她生活条件的出发点。她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免不了贫困的影响，从幼时的照顾和教育到住房和医疗。从达萨尼一家经常遭遇个人和制度性的种族歧视中可以看出，贫困与种族是分不开的。
达萨尼的故事中埋藏着她祖先的故事和他们经受的各种苦难，从北卡罗来纳的奴隶制到布鲁克林的种族隔离。所有这些故事都盘根错节、密切交织。
写一个孩子的故事免不了触及其他人的童年——达萨尼的父母是被自己的童年经历塑就的，他们至今仍摆脱不了童年的影响。社会不认为香奈儿和无上曾经也是孩子，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把他们的问题怪罪到他们自己头上了。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我在2012年问《纽约时报》我的主管编辑：“我只写孩子怎么样？”
—End—
本文选编自《看不见的孩子》，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阅读。该文由出版机构提供，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欲转载，务必留言说明。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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